陈东去越南旅行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中秋节，越南人过中秋也讲究阖家团聚，机场也比平时忙碌了许多。陈东要从岘港飞到胡志明市，当地没有高速公路，因为地形的关系，火车的发展也停滞于上个世纪——类似的情况普遍存在于东南亚，于是，生机勃勃的廉价航空成为民众出行的首选。

岘港国际机场是越南第三个国际机场，地位仅次于河内和胡志明。因为是出行高峰期，安检口排了长队，轮到陈东时，还没等她从大背包的网袋里取下那桶1.5升的矿泉水，就被后面急吼吼的排队人群挤上来，和一堆包裹、电器、月饼一起进了传送带。三个安检工作人员正聊得起劲，谁也没注意到监控屏幕的状况，一大桶水就这样带上了飞机。

马航事件过后，一切与航空旅行有关的细枝末节被迅速忆起并放大。陈东在朋友圈分享了这件事情，一位朋友回复说，她早前到马来西亚旅游，在吉隆坡机场安检时，身上的水瓶也是畅通无阻，更让她不安的是，她和丈夫上了飞机之后，在包里翻出了一只打火机——这不过是常规事件，相比之下，邬天华的经历更加符合人们对这个地方诸多“妖魔化”的想像。前年夏天，他和同事到马来西亚出差，在吉隆坡机场办理行李托运时，旁边的华人“好心”提醒，最好把箱子锁上。“箱子里都是一些不值钱的衣服，没关系。”他一开始怕麻烦。后来才知道，上锁的意义不在于防盗，而是怕在行李运输过程中，被别有用心的人趁机塞入违禁物品。这样的事情并非没有先例。

陈东去过的几个机场，大多数沿袭了度假岛屿的慵懒风情，工作人员热情散漫，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脱鞋和皮带检查完全没有，手检也是马虎了事。不管事件的真相如何，质疑和无处发泄的怒火指向了除新加坡之外，东南亚诸国不严谨的海关和安检体系，它们被认为仅仅是一种“剧场安全”，其目的是让公众安心，现实中却无法应对更加复杂的恐怖袭击手段。

被波及的何止是东南亚。媒体的一篇相关报道引述了一位国内机场工作人员的话说，“其实全球安检都不严。即使欧美机场的安检，和北京相比都算比较松的。”这句话的正确与否先不论，事实上，机场安全检查的执行检准其实更多的是遵循先例。2001年12月，一名基地组织成员乘坐巴黎飞往迈阿密的航班，试图引爆藏匿在其鞋子内的炸弹，幸而被机组人员和乘客及时制服。自此以后，世界各地的机场都陆续开始要求乘客脱鞋检查。2006年，又有恐怖分子企图用液体爆炸物攻击航班，这才有了携带液体不得超过100毫升的规定。

你可以看到，这些“先例”有着很鲜明的时段特征和地域性，因此，你很难要求那些偏于一隅、长时间社会信任度极高的地区时刻严苛地执行这些未雨绸缪的“可能性”准则，同样的,那些以某个个案来判定整个区域的安检水准的猜测也有失公允。

安检的条例与尺度充满了地域特色。在日本，购买国内航线的机票，进入候机区并不需要特别核对身份，某些国内航线的团队票，甚至连具体登机人的名字都不需要。而那个令陈东朋友一家坐立不安的打火机，只是安检中的“中国特色”之一。经常出门的烟民大多数都有类似的经历，在安检口习惯性地自弃打火机之后，进入候机楼的吸烟室，发现很多人竟然都是直接从兜里掏出打火机来点火，只能怪自己太老实。

伦敦的希思罗机场注意力都放在液体和刀片超过6厘米的刀具上，他们允许旅客携带香烟打火机。香港则允许旅客随身携带一只打火机或一小盒安全火柴。东京的成田机场也不对乘客的自用打火机有限制，但该机场官网上特别提示：由中国进出的航班，无论托运或是手提行李，均不得携带打火机。

2005年，美国也曾在各机场实行过“禁火令”。两年后，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宣布，民航乘客获准携带打火机登机，但火焰温度更高的防风打火机仍被禁止。美国运管局负责人说，爆炸物才是航空安全的最大威胁，“放宽对打火机的禁令能让安检人员专注于更大的威胁”。

单由打火机引起的事故机率很小，但并不代表绝对安全，2012年1月，一架日本航空飞往悉尼的航班在途中被迫返航，原因就是打火机引起了公务舱座位起火。

另一个安检中的模糊地带是锂电池。几乎所有的便携式电器都会用到锂电池。在国际民航组织《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技术细则》的名录中，锂电池一直在列。由于锂是一种极不稳定的金属，在高空环境下遇热后很容易引起自燃，按规定，锂电池不可直接放入行李中托运，因为行李在狭小的货舱空间容易受到挤压或者被碰撞，无形中增加航行的危险系数。这就意味着笔记本电脑、相机和便携式充电器都需要随身携带上机。

规定有时候仅仅是规定。反正陈东是一直习惯把平板电脑放在托运行李里的，从来没被揪出来过。直到去年6月，一班南航乌鲁木齐至北京的航班，在飞机从机场推出过程中，安全员发现客舱行李厢内有烟雾，打开才发现，是一件行李中的锂电池移动电源正在冒烟，机场这才加强了电池托运的管理。

风口浪尖上，不能托运只能手提了，安检员的例行问询又变长了些，“电脑、IPAD和充电宝”，赶上更严的时候，每个设备还要开机检查呢。出的门多了，也就能发现，安检这件事，也是凭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