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您读此文前,掌链一问“:面对美国“对华供应链脱钩”,印度“对华供应链强夺”,中国拿什么保护中国企业的供应链利益和安全?是否该参照德国《供应链法》出台中国《供应链安全法》?在印中资企业需要“逃离印度”么?
什么是印度对中国企业的“杀猪盘”?印度财团与政府如何掠夺小米、OPPO等中国企业在印度供应链资源?
6月28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与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宗义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揭开了小米、OPPO、realme、vivo等中国智能手机厂商在印度被掠夺的血色伤疤,也揭开了全球第二大发展中国国家在供应链上打劫式发展,掠夺式崛起。
一,“五狠招”对小米等中企推“杀猪盘”
“印度原来没有(智能手机)产业链条,也没有这么大的市场,是我们小米、OPPO等中国智能手机厂商去了之后,给它建立了产业链条,给它开辟了市场。原来三星在那(印度),三星的价格很高,印度人(老百姓)买不起,但是中国的小米过去之后,物美价廉,让一大群印度人用上了智能手机。”刘宗义这么分析。
可以说,印度智能手机供应链的发展正是得益于小米、OPPO、VIVO等中国智能手机的帮助。今年一季度,在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小米市场份额是16%,OPPO占12%,real me占9%,vivo占17%。但小米、OPPO、VIVO、real me在印度得到什么?
(图源:livehindustan)
“中国智能手机的发展,使得当地垄断财团非常眼红,但他们又竞争不过。怎么办?”刘宗义指出,“就通过行政手段攫取过来,掠夺过来。一开始,他们允许小米等手机在当地售卖,然后又要求当地组装,首先是整机的组装,然后通过税收(关税)等手段,要求零部件在当地设厂生产,再下一步就是关键零部件在当地设厂生产。现在,要求你的高管必须是印度人担任,印度公司必须参股,它逐渐地要把中国产业链条掠夺过去”。
最近,印度执法部门声称中国小米在印公司违反了《外汇管理法》,非法向境外机构汇款,因此扣押了小米技术印度私人有限公司约48亿人民币的资产。
令人惊讶的是,小米除被扣押资产,还被印度法院判罚禁止上诉。回想起2014年,小米在印度成立了首个分公司,当时政府给小米开出不少诱惑条件,如今却成被政府收割的韭菜。
(小米创始人雷军与印度总理莫迪 图源:小米)
6月13日,据印度《经济时报》,印度政府新政策要求中国的小米、OPPO、realme和vivo等智能手机制造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首席财务官(CFO)、首席技术官(CTO)、首席运营官(COO)要由印度籍人担任。
这份新规也可以说是一份供应链排华新规,据报道,印度政府新规有如下要求。
①中企股权要控制——第一条新要求: 在印度所占的股份不得超过51%。基本等于中资企业要是去控股权,变相掠夺中资科技企业资产,控制供应链上的资本。
②中企高管要架空——第二条新要求:首席执行官和财务总监等关键职位,必须由印度人担任。这等于先从内部架空中资科技企业高管,控制供应链上的核心人。
③中企链条要脱华——第三条新要求:该公司所提供的供应商,应为印度本地公司。这等于变相要求在印度中资科技企业要与中国本土供应链断裂脱钩,技术转给印度供应链本土财团。
④中企出口要控制——第四条新要求:与当地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并以达到百分之百的印度出口额为目标。这等于变相把中资科技企业资源被印度当地财团控制,并服务与印度国际出口供应链。
⑤中企流通要取代——第五条新要求:经销商也要求为印度本士公司。这等于要求中资企业在商贸流通动脉上完全被印度流通企业控制。
(小米高局印度手机市场份额第一 图源:小米)
供应链上的资本不掌控,高管被架空,链条要脱华,生产被控制,流通被取代。这种情况下,小米、OPPO、VIVO等于供应链全生态被抢走。
一企业人士指出,印度政府这种行为是“霸凌”,等于“变相收购中国企业”。随着印度政坛对华敌视甚嚣尘上,加上美国推进去中国化的印太供应链合作机制,莫迪政府看到印度替代中国供应链的机遇,而对小米、OPPO下毒手,印度政府无非是趁火打劫。
2023年5月28日,美国牵头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部长级会议上,包括美国、日本、印度等14国达成首份印太地区供应链国家合作协议,美国与印度供应链脱华还将继续。中资企业怎么办?
逃离印度是办法么?据《羊城晚报》消息,6月30日,有消息称小米印度正在进行大规模裁员。小米印度公司2023年初雇用员工数量约1400-1500名,过去一周内已解雇了约30名员工,可能会继续裁员。未来该公司员工人数预计将减少到约1000人。
二.印数字供应链已成“中资坟场”
印度对中国企业的杀猪盘,并不只是在智能手机领域,而是在整个数字经济合作,并延申到中印数字供应链合作。从2020年以来,中国数字经济领头羊在印度已经全军覆没。
印度政府不断对当地中资数字科技企业以安全威胁等理由霸凌,从2020年6月,印度先后封禁包括速卖通、支付宝、微信、baidu、货拉拉、抖音等300多款中国APP。
近年来,中国在印度的投资主要在数字经济方面。根据印度时报,中国在印度30家“独角兽”企业中拥有18家的多数股权。这些所谓的“独角兽”企业是指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私营公司。
(印度禁止中国APP 来源:Newsroom post)
而中国很多移动数字互联网平台在印度快速发展,也引起印度本土企业的眼红。比如TikTok(抖音)在被印度封杀前,在印度的受欢迎程度超过了YouTube。
眼看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印度崛起,印度政府在2020年4月直接对外国直接投资(FDI)政策调整,设下抓门针对中资互联网企业的“杀猪盘”。根据这项调整,自2020年4月22日起,所有来自与印度陆地边界国家的投资都需要获得事先批准。
该政策理由是加强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的监管。它主要是针对与印度陆地边界接壤的国家,包括中国、巴基斯坦等国家。准确重点在防中国,排中国,因为也只有中国是陆地接壤并能在印度有大量投资的。
根据这项政策,来自这些国家的投资者在进行与关键领域(如国防、电信、银行、矿产资源等)相关的投资时,需要获得印度政府的事先批准。在中国供应链转移和产业资本溢出时,印度当然时中国产业资本投资和供应链转移及合作的优选地。
这项政策不是给中资戴紧箍咒,而是排斥在门外。在数字经济时代,电商及相关数字产业也成为印度阻击中国资本的重点领域,这也就有了2020年6月以来印度封禁下架包括微信、微博、百度、TikTok、阿里速卖通、支付宝,货拉拉等300多个中国APP。
(印度针对中国企业 来源:tech story)
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表示:“根据印度信息技术法案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这些应用程序(包括微信、百度、支付宝、抖音等)已经对印度国家安全防卫构成威胁,最终将影响到印度主权完整性,是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中国资本在印度数字物流(货拉拉等)和数字供应链(阿里速卖通)等布局基本死路一条。
遗憾的是:对于印度政府官方打劫,中国似乎至今还没回过来神,从2020年印度封杀中国APP,打压中资企业以来,中国至今尚未出台任何反制措施。而比较而言,中国近年来持续扩大开放,不断为稳外资优化营商环境。
面对印度对华充满敌意的投资限制和专门排华的投资政策,中国迫切需要采取对印反制措施,包括供应链反制法规,维护中资企业在印度权益。但目前还没看到官方反制的行动。
(印度工人运货 来源:IMD)
如果中国反制,也并非没有切口。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仿制药出口国——注意!印度在医药上供应链也一样对欧美企业设下“杀猪盘”,打劫式获得欧美医药企业配方,成为全球最大仿制药药出口国。
徐峥的电影《我不是药神》,讲述了所谓印度神药,其实不是印度研发药品很厉害,而是印度官方打劫专利很成功。专利等核心技术是供应链的心脏。印度1970年通过的《专利法》,是印度防御性专利法规,也是掠夺性专利法规。
虽然早已是WTO成员,但印度政府仍通过采取“强制许可”以及对专利法条款的特殊解释,粉碎西方跨国医药企业的专利要求。
(印度是全球最大仿制药出口国 插图为电影海报)
印度目前仍是全球最大仿制药出口国,但印度医药供应链与中国原料也密切联系。据印度政府的声明,印度制药商从中国进口了约70%的散装药品。2018-2019财年,印度企业从中国进口了价值24亿美元的散装药品和中间体。
即使药品产业链领先的印度,原材料供应链仍离不开中国。印度出口的羟基氯奎因目前非常抢手,特朗普曾公开宣称此药“可以预防新冠状病毒”。这款药物的原料来自中国。印度出口的热门退烧阵痛药品克洛辛,其中的活性药物成分扑热息痛也来自中国。
三、“外资坟场”不只伤害中国供应链
印度的营商环境一直备受争议。有人认为印度政府的政策和做法是针对外资的,属于贸易保护主义;而有人则认为印度政府的短视做法导致了畸形的营商环境。
印度政府对韩国三星、英国沃达丰、美国亚马逊、沃尔玛、中国台湾维创等外资企业的霸凌操作引发了对印度供应链合作可信度和公平竞争的担忧。印度政府繁琐的批准流程、缺乏透明度的审查操作,对与印度接壤经济体企业的额外审查(主要是中国),给外企在印度的发展带来了诸多风险。
(莫迪推销“印度制造”拟取代“中国制造” 图源:rediff)
印度政府短视做法导致了畸形的营商环境。尽管莫迪推出“印度制造”国家愿景,但印度制造业发展并未达到预期。印度政府过于重视贸易保护主义,提高关税、限制外资进入,却忽视了与其他国家合作、共享发展机遇的可能性。
世界500强企业、全球最大ODM代工公司之一台湾地区纬创撤资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家在印度深耕15年的ODM大厂计划撤出印度,并可能在2024年申请解散其印度业务。
纬创认为印度的经营环境不适合他们正常经营。工人骚乱、工资支付问题、医疗事故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纬创在印度经常陷入争议,无法长期维持其在印度的经营和市场维护。
(印度高税收 来源:ET)
印度文化的复杂性是一个重要因素,导致企业在印度面临流畅沟通困难和找到合格员工的挑战。不同地区的语音差异以及高文盲率都对企业造成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富士康在印度最大工厂成立3年仍只有1.7万员工的主要原因。而郑州富士康仅用了2年就拥有30万名员工。
其次,印度投资基础设施存在高风险。除地方贪污问题外,政府繁琐审批程序也导致很多工程款项无法收回。由于印度仲裁没有有效的"调节机制",每一个仲裁案件都必须通过法院解决,耗时费力。
第三,印度缺乏本土供应链配套。尽管富士康、纬创等在印度设厂多年,并努力将供应链伙伴带到印度,但印度电子产业链配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以iPhone为例,相关配件仍需从中国采购运输,尽管苹果强制要求17家中国供应链企业在印度设厂,但最终仅14家获得印度批准。
编辑:陆卫 管一
排版:楠木